一尊十七米,一尊两厘米
伊水自南向北,两岸石壁相对。北来的风穿过伊阙,落在崖上,石龛从水线一直排到半坡,密的地方一层叠着一层。进景区的人大多先往奉先寺走,站在卢舍那脚下仰头,帽子会掉;再回头看路上经过的崖壁,脚边龛里的佛像只有两指宽,眉眼早被风磨平。同是一面石壁,一头十七米,一头两厘米,中间隔着几里栈道,也隔着两套出钱的办法。
被人反复引用的统计是:窟龛两千三百余个,造像十万余尊,碑刻题记两千八百余品,最小的一尊约两厘米,卢舍那像通高十七点一四米。这几个数我在公开资料里见过几种口径,没有见过原始统计报告,也没有数过;窟龛、造像、题记三项在不同来源里互相打不准,这些出入不影响下面要说的事。要问的不是这些数准不准,而是它们为什么长成这样:同一处石壁,怎么会同时养出给皇帝看的巨像和给一户人家看的小龛。
一尊十七米的像,不是一家人凑得出来的。石方、脚手架、工匠的饭、几十年的工,任何一项都超出私人财力,只有国库、皇室私财、或者一整座寺院的积累垫得起。一尊两厘米的像反过来,一个匠人凿两天,几十文钱,谁家都出得起。崖面上的尺寸差,先是一条财政门槛的差:跨得过去的,是能调天下赋役的人;跨不过去的,就几百人凑一份,凿一个小龛。
造像的钱还有一个变量,谁替出钱的人办这件事。皇帝造像要过官僚机构的手,百姓造像要过僧人和邑义的手,两头的钱都要从寺院手里走一遍。同是一尊佛,出钱的人不同,经手的人就不同,记下的账也不同。过手的地方会留下损耗,损耗去了哪里,才是寺院经济的正题。
凡是讲龙门造像的文字,多半从信仰说起,说得也不错,出钱的人确实是在求福。但这句话解释不了尺寸的差别,也解释不了同一尊佛为什么有人出两万贯、有人出三十文。把花出去的钱、凑起来的钱、经手的钱和朝廷收回去的钱摆在一起,崖面就不再只是虔诚的刻度,而是一份按年记账的支出清单。
一窟八十万工
景明初年,宣武帝下诏,命大长秋卿白整照代京灵岩寺石窟的样式,在洛阳南面的伊阙山为高祖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凿两所石窟;永平年间,中尹刘腾又奏请为宣武帝本人加造一所,一共三所,就是今天说的宾阳三洞。三所窟从景明元年凿到正光四年,前后二十三年,工账留在《魏书·释老志》里:
“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,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。”11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个工,摊在二十三年里。按一年三百个工日算,常年有一百一十多人在崖上凿石;按三百六十五天算,是九十六人。这是折算,史料只记了总工数,没有记每年上工的人有多少。这样的工程不会自己停:窟凿到一半,皇帝换了,经费还得续;崖面开了口子,不凿完就全废。所以大窟最像的不是庙,是朝廷的工程账,一凿几十年,中间换了几任皇帝,账还在走。
云冈那边更直接。和平初年,昙曜在武州塞凿山开五窟,高的七十尺,次的六十尺,就是后来说的昙曜五窟。文成帝即位那年,诏有司造石像,令其如帝身,像成之后,脸上和脚上各有一块黑石,恰好对上皇帝身上的黑子,当时的人说是至诚所感;兴光元年又在五级大寺里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尊,各长一丈六尺,用赤金二万五千斤。道武帝时的法果见皇帝照样下拜,解释是能弘道的就是人主,他拜的不是天子,是佛。皇帝的身体成了佛的尺寸,拜皇帝成了礼佛,这两件事挨着写在同一卷里不是巧合:造像的钱从朝廷出,僧团的位置也就跟着朝廷定。
唐代的大像走的是同一条路,只是账目分得更细。奉先寺的卢舍那像由高宗敕建,碑记里的时间和出资格式是这样的:
碑记称,咸亨三年开工,上元二年完工,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两万贯。22转述碑记,据维基百科转引,未核原石。《大卢舍那像龛记》,唐开元十年补刻,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佛座北侧。<维基百科> @20261117
两万贯是助,不是全费,工程的主体仍然由国家立项,出的是国库的料、番上的工、将作监的匠。两万贯是个什么分量,按开元前后一斗米十几二十文估,合十万石上下;再按一人一年吃三四石算,够两三万人吃一年。这一串全是估计,米价随年成浮动,不能当成实数。
崖壁上还留着同一页上的其他行。奉先寺大龛两壁有成排的方形梁孔,后人据此推定当年上面覆着木构的阁,把整尊大像罩住;木阁今天没了,梁孔还在。石像只是账里的一行,木构、彩画、龛前的供养、看管的僧人和役夫,都记在同一个窟的名下。大窟的钱从立项那天起就不是一次性的,它要一直花下去,塌了要修,旧了要妆,没有香火就断了。
二百人一区石像
古阳洞在龙门西山北端,是龙门开凿最早的洞窟之一,也是龛像最密的一处。北魏迁洛以后的宗室、官员、僧人和邑义一茬接一茬往里凿,龛边留下题记:谁造的,为谁造的,求什么。洞里的龛从迁洛前后一直凿到北魏末年,前后四十年上下。所谓龙门二十品,大多出自这个洞,全是造像记。题记的题目本身就是账:
二十品的篇目里有孙秋生、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记,高树、解伯都卅二人等造像记,马振拜等卅四人为皇帝造像记。33转述二十品篇目,据维基百科《魏碑》条所录康有为《广艺舟双楫》目次,未核原书。康有为. 《广艺舟双楫》. 清.<维基百科> @20261117
二百人、三十二人、三十四人,数字写在题目上,比人名还显眼。为什么要写人数?因为一区石像是凑出来的钱,人数就是份数,份数越多,每份越薄,能拉进来的人也越多。大像的账上只有一个人的名字,小龛的账上是一串名字,差别不在虔诚,在出资的门槛。
小龛的单价低到什么程度,题记不写,只能从龛的尺寸反推。一尺见方的小龛,一个匠人几天凿得完,料就是现成的崖面,出项主要是工钱和一点彩画、香火的费用;三十几个人分摊,落到一户头上是一个普通家庭拿得出的数。这样算出来的数只能说个量级,但够用:它说明小龛的出资格局是很多人各出一小份,不是一个人出一大份。这是反推,题记只记名字和心愿,不记每人出多少钱,我也不替它补一个数。
名字刻在石头上是有用的。功德要回向给出资人,就得让佛和后来的人看见是谁出的钱;名字列在龛侧,等于一张收据,也等于一份名单。出资人求的事往往写得很具体:父母平安、亡者托生、病愈、免灾、愿国家安宁。这些愿望不花钱,钱花在把愿望刻上石头这件事上,所以小龛的价钱里有一部分买的是刻工和石面,不是买佛。
一伙人凑钱造像,得有人张罗。题名里有邑主、维那、邑子这些角色,邑主是头,维那管事务,邑子是出份子的人。这一套到北朝已经成型,平时办斋会、造像、修桥补路。僧人在这一类事情里的位置是主持和经手:择日、写发愿文、请工匠、领斋,寺院收的是布施和供养。抽成抽多少,题记里看不到明文,我也不编一个比例。
朝廷对这两种造像的态度并不一样。延兴二年的一道诏书里留着这么一句:
“苟能精致,累土聚沙,福钟不朽。”44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意思是不必把家底压在石头上,堆土堆沙,只要做得精细,福也一样不朽。这句话是在劝小额,劝量力。同一批皇帝自己在平城、在洛阳凿几十尺的大像,却劝百姓堆沙,这套双轨不是虚伪,是分级许可:大工程由朝廷立项,小功德由民间自办,两边都记在佛教名下,账却各记各的。分级许可的好处是两头都有进项,坏处是两头都能冒名,所以后面才有那么多纠察僧务的诏书。
僧祇粟为什么拿去放贷
北魏的僧人组织有自己的户口。昙曜做沙门统的时候上了一道奏:
“昙曜奏:平齐户及诸民,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,即为‘僧祇户’,粟为‘僧祇粟’,至于俭岁,赈给饥民。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‘佛图户’,以供诸寺扫洒,岁兼营田输粟。高宗并许之。于是僧祇户、粟及寺户,遍于州镇矣。”55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六十斛谷,一户一年交,按一斛一石算就是六十石。按一户五口、一人一年吃三四石算,六十石是全家三五年的口粮,交得出这个数的不会是一般农户,多半是平齐户这类被迁来的降户,本来就没有讲价的余地。这笔安排的性质要看清楚:户从国家的编户划到僧曹名下,朝廷少了一部分赋役,换来一个不用国库出粮的备荒基金。财政上的事包给寺院去办,账面上朝廷是省了。
省下来的钱有代价。永平四年的一道诏书,把走向说得很清楚:
“僧祇之粟,本期济施,俭年出贷,丰则收入。山林僧尼,随以给施;民有窘弊,亦即赈之。但主司冒利,规取赢息,及其征责,不计水旱,或偿利过本,或翻改券契,侵蠹贫下,莫知纪极。”66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前半是设计:荒年借出去,丰年收进来,僧尼有份,穷人也有份。后半是执行:经手的人贪利,追讨不看年成,利息超过本钱,券契还能改了重写。一个赈济基金变成放贷机构,靠的不是谁改了章程,是“规取赢息”四个字在经手人手里落了地。制度写着“俭岁赈给饥民”,落到户上成了按年催收的租,这中间的差额进了谁的口袋,诏书不肯写,只写“莫知纪极”。
后果记在同一卷的高肇奏里。凉州军户赵苟子等二百家,由昙曜奏立为僧祇户,问题出在都维那这一层:
“而都维那僧暹、僧频等,进违成旨,退乖内法,肆意任情,奏求逼召,致使吁嗟之怨,盈于行道,弃子伤生,自缢溺死,五十余人。”77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二百家、五十多条命。高肇的奏点出一个具体的口子:内律规定僧祇户不得别属一寺,都维那偏把这些人往寺里收。他请的是让赵苟子等还乡课输,把僧暹等交付昭玄推处;诏书的答复只有一句“暹等特可原之,余如奏”,人被放回州县课输,僧暹等免了推处。设计的时候叫赈济,执行的时候叫催收,这中间没有坏人变坏的过程,只有一份指标下到州县,州县再下到户。
寺院的吸引力还在免役。释老志记完僧尼人数之后有这么一句总结:
“于是所在编民,相与入道,假慕沙门,实避调役,猥滥之极,自中国之有佛法,未之有也。略而计之,僧尼大众二百万矣,其寺三万有余。”88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二百万僧尼、三万余寺,数目本身就有分量。二百万在总人口里占多少,我给不出一个可靠的分母,北魏的户口统计残缺,硬算就是编数;能说的是,写这段的人认为这个数目已经越了界。入道的第一动机被写得很直白:“假慕沙门,实避调役”。信仰当然有,账也算得很清楚,一个农家把儿子送进寺里,省下的是这个儿子的身役和一份口粮。
还有一项特权是法庭。永平元年秋的一道诏书:
“自今已后,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,仍依俗断,余犯悉付昭玄,以内律僧制治之。”99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昭玄的前身是监福曹,管的就是僧务。一个团体能免役,农家就愿意把人送进来;能自己审自己的成员,成员就不必怕世俗的官司;有田有户,进项就稳定。免役、自己的田产、自治的法庭,三样凑齐,僧团就不只是宗教团体,而是一个有边界的经济部门:有自己的户口(僧祇户)、自己的地(寺田)、自己的劳动力(佛图户和奴婢)、自己的法。
这样的部门一定会做金融。放贷这一行要两样东西:本钱和信用。寺院两样都有,本钱是布施和地租,信用是佛前的誓约,借的人不敢赖。有存粮,有跨州连郡的网络,放贷几乎是自然长出来的业务。三阶教在寺里设无尽藏,收施物、借给民间生利、再散给穷人,以长安化度寺的无尽藏院为代表。土地、布施、借贷这个分法,我用的是谢和耐的框架:
谢和耐把五到十世纪中国寺院经济的线索归为土地、布施、借贷三条。1010转述其框架,未核原著。Gernet, Jacques. 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. 1956.中译:耿昇《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》。无尽藏事据<维基百科> @20261117
这本书我没读原著,不替它背书。它要说的事其实不复杂:寺院的进项不止香火,土地、布施、借贷三样互相补,荒年放出去的是粮和钱,收回来的是本钱和利息;具体例证得靠原书。
铜像熔成了钱
第一次大规模清算来得更早。太平真君七年,太武帝在长安的佛寺里先看见弓矢矛盾,又看见酿酒的器具,再查下去,寺里还存着州郡牧守和富人的寄藏之物:
“阅其财产,大得酿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,盖以万计。”1111魏收. 《释老志》. 《魏书》卷一百一十四. 北齐.中华书局, 1974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皇帝在寺里翻出来的不是经卷,是兵器、酒具和一整座仓库。毁佛的由头从这里起,教义之争是后来的说法。寺里替人存东西,存得越多,寺院就越像一个钱库。寺院的财产到了一定规模,就不再只是信仰的事,是治安和财政的事。
中国佛教史上被并称的三武一宗,指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、后周世宗,四次大规模毁佛各有各的由头:太武是寺里有兵器,北周是儒道佛辩论加上兵源和寺产,武宗是财政和僧尼不事生产,世宗是铜荒。这个“周期”是我自己的概括,四件事的因果关系并不相同,共同点只有一条:动手的时候,朝廷都在钱、人、铜上紧了。这一条站得住,讲成规律就过了:把四次并成一条线,就看不见手段的差别,北周靠三教辩论,会昌靠检括户口,两回事。
会昌五年是账记得最清的一次。四月,敕祠部检括天下寺院和僧尼人数,先点出底数:
“大凡寺四千六百,兰若四万,僧尼二十六万五百。”1212刘昫等. 《武宗本纪》.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. 后晋.中华书局, 1975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先建账,再动手,这个顺序值得留意:不是先下诏毁,是先把户数点清。八月制书下来,收的都是数字:
“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,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,收充两税户,拆招提、兰若四万余所,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,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。”1313刘昫等. 《武宗本纪》.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. 后晋.中华书局, 1975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这道制书本身是一份决算:拆多少所、还俗多少人、收多少田、放多少奴婢。口径是户和亩,不是戒律。二十六万僧尼收充两税户,十五万奴婢也收充两税户,前者从免役变成纳税,后者从寺产变成纳税,朝廷的籍册上多出四十余万纳税单位。毁佛的理由写在别处,收益写在这里。
佛像的归宿写在一个月前的中书奏里:
“天下废寺,铜像、钟磬委盐铁使铸钱,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,金、银、鍮石等像销付度支。”1414刘昫等. 《武宗本纪》.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. 后晋.中华书局, 1975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铜像、钟磬归盐铁使铸钱,铁像归本州铸农器,金银和鍮石归度支。序位很清楚:先看材质,再定用途;一尊重几十斤的铜佛,熔开就是铜料,能铸一批钱、打一批农具。这道命令细到材质,说明朝廷对寺里存着多少铜早就摸过底。从供奉物变回通货,中间只隔一道公文。
制书也骂佛,骂完落到的还是人、田、铜:
“且一夫不田,有受其饥者;一妇不蚕,有受其寒者。今天下僧尼,不可胜数,皆待农而食,待蚕而衣。寺宇招提,莫知纪极,皆云构藻饰,僭拟宫居。”1515刘昫等. 《武宗本纪》.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. 后晋.中华书局, 1975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这段话可以当财政报告读:不事生产的人口、超标的建筑、被抽走的劳力,三条都是支出。制书往前还有“坏法害人,无逾此道”“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,与我抗衡哉”这样的句子,贬佛的话不少,落点却始终在人和物上:谁不种田,谁不养蚕,铜在谁手里。会昌灭佛后来常被讲成宗教冲突,从这道制书看,更像一次清账;清账的人不关心佛是谁,只关心铜在谁手里。
还说不通的几处
第一处是那笔反向的支出。会昌的账记到十一月,又添了一行:
“悲田养病坊,缘僧尼还俗,无人主持,恐残疾无以取给,两京量给寺田赈济。诸州府七顷至十顷,各于本管选耆寿一人勾当,以充粥料。”1616刘昫等. 《武宗本纪》. 《旧唐书》卷十八上. 后晋.中华书局, 1975, 点校本.<维基文库> @20261117
悲田养病坊是寺院办的救济机构,收病人、给粥。僧尼还俗,坊里没人主持,朝廷怕残疾病人断了供给,于是从没收的田里拨回来:两京给田,各州府七顷到十顷,另选本地老人管粥。拨的田多半就是刚收上来的寺田,从寺产的账上划到州县的账上。刚拆完寺,就得回头养寺里养过的人。
这笔支出说明僧团的功能里有一部分是公共服务,而且占了不小的份量。清账可以没收财产、注销户口,职能却没收不走:病人还在,粥还得煮,于是国家自己出田、出人、出粥料。在会昌的账上是两头:没收寺产记在收入栏,拨田养病记在支出栏,一刀切下去,两栏一起动了。
第二处是我可能说过头的地方。小龛的钱不只买功德,一伙人按份出钱、轮流办斋,遇到丧事互相帮衬,这套组织有社会保险的意思。但这一层我只有研究者的转述,没有翻到原始的社条,也没有找到龙门题记里直接写着互助条款的例子。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疑点:小龛的低单价背后,可能有一份不刻在石头上的互助约定,我证不出来。
第三处是材料的偏向。我手上的材料全是上层文本:诏、奏、制、碑。出几十文凿一龛的人没有留下自己的话;出六十斛谷的僧祇户,只在高肇的奏里作为死掉的数字出现;对着小龛许愿的农妇想什么,一个字也没有。我能复原的是朝廷和僧团的账,不是出钱人的账。这两本账不会一样,把上面那本当成全部,就是拿账簿冒充生活。
第四处,是解释上容易滑向的两个反面。用“信仰”解释一切,会把出资结构的差别说成虔诚程度的差别,等于不看账;反过来用“剥削”解释一切,会把一个有条款、有受益人、有执行偏差的制度说成一团黑,同样是不看账。这两种说法都省力,省力的解释多半是材料没看完。我的材料偏向让后者容易站住的那一边,因为留下文字的是朝廷和僧团,这一点得写在明处。
下次站到崖前,可以做一件小事:数一数一龛里刻了几个名字。名字多的,龛多半小;名字少的,龛多半大;一个名字也没有的,往往就是那几尊最大的。数完再看题记的年份,同一面崖上挤着几百年的账。功德箱、开光手串、扫码香火,今天收的是哪一种,这个问题留给站在龛前的人。